媒體人：連劉翔都對自己的安置問題存疑普通運動員退役后怎么辦

體育播報9月10日宣 。

媒體人李平康談到了此事，原文如下：

劉翔又一次站上了輿論的“跑道”。

只是這一次，他面對的已經不是110米欄，也不是雅典奧運會的終點線，而是一場遲到了11年的“退役安置”。

2026年8月，劉翔公開談及自己的退役安置問題，引發巨大關注。上海方面隨后回應稱，將依據國家體育總局和上海市有關運動員退役安置的規定，通過組織安置或自主擇業等方式，對劉翔進行妥善安置。

事情發展到這里，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：

劉翔都這么有錢了，還需要安置嗎？

但我認為，這恰恰是把問題想簡單了。

一、這不是“劉翔缺不缺一份工作”的問題

劉翔當然不是一個普通運動員。

2004年雅典奧運會，他以12秒91奪得男子110米欄冠軍；2006年，他又跑出12秒88，打破世界紀錄；2007年大阪世錦賽奪冠。

他曾經是中國體育最具標志性的運動員之一。

所以，當我們討論他的“退役安置”時，真正需要討論的并不是：

“劉翔現在有沒有錢？”

而是：

“一個職業運動員為國家和地方體育事業服務多年之后，退役時究竟應該得到什么樣的制度保障？”

運動員的個人收入，與退役安置制度是兩個問題。前者不能替代后者，個人是否富有也不應成為制度執行的依據。

二、真正令人疑惑的，是為什么11年以后才談這個問題？

劉翔2015年正式宣布退役。

當時他已經不是一個普通運動員，而是中國體育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運動員之一。

事實上，劉翔早在運動員時期就已經擁有上海市體育局團委副書記等身份。上海方面當時也曾解釋，這一職務屬于兼職性質，并不意味著他成為公務員，也沒有相應的行政級別。

2015年退役的時候，劉翔公開表達過自己不想簡單走傳統的“當官”或者“當教練”路線，而是希望完成學業，并參與青少年體育、體育公益等工作。

這其實說明一個問題：

劉翔從來不是一個沒有人生規劃的人。

他有自己的選擇。

問題在于，運動員個人的職業規劃，與體育系統應該承擔的退役保障責任，并不是一回事。

如果相關制度要求退役運動員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安置，那么這個流程究竟有沒有及時啟動？

如果沒有及時啟動，原因是什么？

如果當時已經完成了相應安排，那么今天為什么又重新提出？

這些問題，比“劉翔到底應該拿多少錢”重要得多。

三、不能因為劉翔特殊，就讓制度變得特殊

很多人會說：

“別人退役都沒說什么，為什么劉翔要說？”

我反而認為，劉翔站出來討論這件事情，對其他運動員未必是壞事。

因為劉翔不是普通運動員。

如果連一個奧運冠軍、世界冠軍、曾經創造世界紀錄的運動員，在退役多年之后都對自己的安置問題存在疑問，那么普通運動員退役以后怎么辦？

他們可能沒有劉翔的商業價值、公眾關注和表達渠道。

因此，這場爭議真正值得關注的，不是“劉翔能不能得到一份工作”，而是：

一個運動員從體制內退出競技體育之后，他的人生到底應該由誰負責？

四、中國體育最大的短板之一，其實就是“運動員退役之后怎么辦”

中國競技體育長期以來非常擅長培養冠軍。

四年一個奧運周期。

運動員每天訓練。

拿金牌。

創造紀錄。

站上領獎臺。

鮮花、掌聲、榮譽。

可是當運動員三十歲左右離開賽場之后呢？

很多人的人生其實才剛剛開始。

他們可能只有初中、高中甚至更低的文化基礎；可能沒有正常的職業履歷和社會工作經驗；也可能因為長期封閉訓練，與普通社會產生距離。

這才是退役安置制度真正應該解決的問題。

不是簡單地給一個編制。

更不是把所有冠軍都安排進體育局。

而是應該在運動員進入職業生涯后期時，就開始幫助他們完成第二職業的準備。

例如：

學歷教育。

教練員培訓。

體育管理。

體育傳媒。

青少年體育。

體育產業。

社會體育指導。

甚至互聯網、商業和國際體育組織。

讓運動員在還沒有退役的時候，就開始準備“下一場比賽”。

五、劉翔其實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

劉翔當年退役時，中國體育已經出現了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。

運動員不再只有“退役后當教練、當官”兩條路。

體育產業正在商業化。

互聯網正在改變體育傳播。

運動員個人品牌越來越重要。

劉翔本人也早已具備巨大的商業和社會影響力。

因此，真正理想的退役安排，應該是：

制度給保障，個人做選擇。

而不是：

制度替你決定人生。

如果運動員愿意當教練，可以去當教練；愿意進入體育管理，可以進入體育管理；愿意創業、從事青少年體育或體育傳媒，也應該獲得相應支持。

退役安置最重要的不是“把人放到哪里”，而是：

讓一個曾經為體育事業付出十幾年的人，有機會把競技生涯積累下來的能力，轉換成下一段人生的競爭力。

六、所以，這件事我既不認為應該簡單“挺劉翔”，也不認為應該簡單“挺體育局”

劉翔當然應該遵守相關制度。

上海體育系統同樣應該按照制度辦事。

真正需要回答的是三個非常具體的問題：

第一，劉翔2015年退役之后，按照當時的規定，他的退役安置流程到底是什么？

第二，如果應該更早辦理，為什么直到2026年才重新進入公眾視野？

第三，目前提出的“組織安置或者自主擇業”具體意味著什么？

如果這些問題能夠公開、透明地回答，很多爭議其實自然就會消失。

反過來，如果只告訴公眾一句“我們會妥善安置”，卻沒有解釋過去11年發生了什么，那么輿論當然會繼續追問。

因為公眾真正關心的不是一個崗位。

而是：

一個制度為什么會讓一個奧運冠軍等11年？

七、劉翔的“第11個欄”，其實還沒有結束

劉翔曾經說過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話：

他的職業生涯結束了，但人生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

11年前，他跨過了職業運動員生涯的最后一個欄。

11年后，我們突然發現：

真正困難的欄，可能不是賽道上的最后一個欄，而是運動員退役之后，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人生賽道。

這不僅是劉翔的問題。

姚明、李娜、林丹、孫楊以及無數中國運動員，都曾經或正在經歷類似的問題，只是每個人的路徑不同。

所以，與其把這件事情變成一次“劉翔和上海體育局誰對誰錯”的輿論審判，不如把它變成一次中國競技體育退役制度的公開討論。

畢竟，一個真正成熟的體育體系，不應該只負責把運動員送上領獎臺。

也應該負責：

當他們離開領獎臺之后，依然能夠有尊嚴、有選擇、有能力地走完自己的人生。

劉翔已經跑完了110米欄。

但中國體育關于“運動員退役之后怎么辦”的這場長跑，顯然還遠遠沒有到終點。